原文網址：柏林滋養了我們，柏林也毀掉我們- 紐約時報中文網國際縱覽:
去年4月，我和樂隊夥伴從墨爾本搬到柏林，準備用三個月的時間寫一張專輯，並進行我們的第一場海外演出。
我們之前已在克里斯托弗·伊舍伍德(Christopher Isherwood)的小說中解了“二戰”前的柏林，通過一些紀錄片學習了斯塔西(Stasi)、東德和柏林牆的概念，並明白了這座城市對戴維·鮑伊(David Bowie)和尼克·凱夫(Nick Cave)等音樂人的影響。但我們決定來這裡的原因絕不是它的歷史或搖滾樂現狀，而是如我們的吉他手帕特(Pat)所言，因為柏林是“一個對最邊緣的藝術形式都有所探索的地方”。
柏林對我們這樣的年輕樂隊充滿了吸引力，尤其是它低廉的消費水平和放鬆的生活方式。而自奧威爾以來，這些東西已經是巴黎和倫敦無法提供的了。在柏林，我們可以在廢棄的倉庫裡排練，在戰爭時代的間諜塔里演唱新歌，與住在這裡的小說家和馬戲演員聊天並激發無限靈感——這些都是我們在興奮期待中經常討論的場景。柏林顯然是我們樂隊孵化靈感的理想地點，我們要通過那些足以轉變生命的現場表演來磨練自己，最後做出那張必然會做出來的唱片。
剛開始的時候，柏林滿足了我們所有的浪漫期待。我們樂隊共有四名成員，四人在新克爾恩合住一套兩室一廳的公寓（有時候會有朋友在這裡過夜），每月房租只要500歐元。晚上的時候，我們的沙髮變成床，爐子的檯面更多是用來存放東西，而不是做飯。剛搬進去的前五個星期，公寓裡沒有電。這意味著我們無法洗熱水澡，晚上還要冒著將四處亂扔的衣服點燃的風險，在每個房間裡用小蠟燭照明。這種生活方式不算舒適，但我們不在乎——排練室就在五分鐘的步程之內，公寓四周到處都是酒吧、公園、美女和打乒乓球的地方。我們到了一個享樂主義者的天堂，這裡的啤酒比自來水還要便宜，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拿到毒品，世界上最好的舞曲距我們只有幾分鐘的車程，而且每晚無限量供應。
剛開始的幾週，我們會見了各種時尚設計師、攝影師、插畫師、電影製片人、作家、音樂人，以及數十個從不同國家到柏林尋找全新藝術體驗的怪人。在一次公園聚會中，我遇到一個叫尼希米亞斯(Nehemias)的製片人。他出生於薩爾瓦多，在洛杉磯長大。我問起搬到柏林的個人動機，他說一年前來此度假時柏林那種無法解釋的能量讓他深深著迷。雖然我當時尚處在對柏林的驚嘆之中，但仍然問他，柏林對創意工作者來說有沒有壞處。他說：“在洛杉磯，人們必須做出看得見的成果，因為你不努力的話，很快就會窮困潦倒無家可歸。而在柏林，你可以連續幾年都窮得要死但仍然活得舒坦。”
現在我知道，當時我應當把這番話當做警鐘。
但那個時候，我們遇到的每個人似乎都充滿創意，來到柏林的原因似乎也與我們一模一樣——對藝術的渴求。但除了極少數人物以外，幾乎沒有人出書、舉辦畫展或發布新歌。“我用了太多的時間，就著啤酒、咖啡或凌晨四點的鏡子談論藝術。”帕特近期曾這樣反思，“但我卻看不到任何創造出來的作品。”我發現他的話很有道理。
2003年，柏林市長克勞斯·沃維萊特(Klaus Wowereit)對這個城市的描述是“貧窮但性感”。在這之後的將近十年裡，柏林基本沒有什麼變化。柏林普遍的失業現像在我們當時居住的新克爾恩非常明顯，那裡是一個中產階級的街區。而基於貧窮的“性感”仍在吸引全球各地的藝術家。這座後工業時代的城市似乎天生就是為藝術家而設計的，讓他們可以在一個生活成本低廉的地方專心發展藝術。
但如果來這裡朝聖的人始終創造不出任何作品，柏林還能算創意麥加嗎？我們開始懷疑這座城市是不是有兩種不同的“創意人士”，一種人功成名就並在這裡生活，另一種人，比如我們，只能叫做“創意遊客”？因為我們很快發現，有太多的人因為柏林低廉的物價來到這裡，但極少人能夠像尼希米亞斯說的那樣，“做出看得見的成果”。
對我們來說，沒做出音樂不是因為我們缺乏靈感，而是乾擾太多。在柏林，可以激發藝術靈感的事物很多很多。這裡有比威尼斯更多的橋樑，博物館和畫廊數不勝數，廢棄的建築和主題公園數量可觀且分佈合理，無數的紀念碑和紀念館充滿歷史感和情緒。那些渴望從人群中尋找靈感的人士，會發現柏林的怪咖比正常人還要隨處可見。在這裡，為人父母的人握著大號啤酒杯，孩子們則在鞦韆上盪來蕩去。裸體主義者在公共公園住宿，前斯塔西情報人員坐在當地的酒館裡，對著杯中物喃喃自語。
我們周圍到處是咖啡館，運河兩岸坐滿了閱讀、聊天和說笑的人，闊大的公園裡到處都是毛毯、香煙和陽光。但似乎沒有人在工作。
我開始有種被愚弄的感覺，這裡的生活似乎太過容易。我們之前習以為常的日常壓力忽然無影無踪。每晚都有值得探索的新活動發生：閒置公共泳池裡的聚會；廢棄機場裡的銳舞派對；連續幾天不打烊的夜總會。沒有讓你焦慮的截止日期，也沒有強制執行截止日期的老闆。在無憂無慮之中，我們失去了所有的動力和說“不”的勇氣。
在宿醉、狀態不佳和不斷有人擅離職守的情況下，我們之前一周五天的排練習慣也很快堅持不下去了。我們曾規定中午開始排練，但那時候有些成員常常還沒有入睡。我們開始忘掉自己離開澳大利亞的原因。柏林無法解釋的能量深深地吸引了我們，但它並沒有促進我們的音樂，相反，它只是鼓勵了我們無節制的狂歡。我們不再“努力”。從那開始，狀況不斷。
樂隊的一名成員因破壞私人財產被關了17個小時的禁閉併罰款1600歐元。發生了幾次醉後下棋導致的打架鬥毆，最後發展成拿腦袋砸玻璃窗。結果胳膊受傷，腿也割破了。我們還變成了信用卡詐騙、盜竊案和邪惡毒販子的受害人。
一天，我在哈森海德凝視裸體主義者時休息了一會兒，忽然意識到自己已陷入藝術家的一個悖論：我們因為柏林給藝術家提供的環境而來到這裡，但我們卻被同樣一種環境廢掉了。柏林正在將我們毀滅。很快，我開始考慮以前從未考慮過的事情：回家，盡快回到墨爾本，回歸秩序井然的生活和理性的大腦，回到有女朋友、有家人和有工作的生活。
但回家之前，我先做了些調查。我發現，2010年，所謂創意產業佔柏林GDP的20%，這意味著這個城市確實有人做出了看得見的成果。那麼，他們是如何抵抗創意麥加的眾多誘惑呢？我開始思考，也許對這些藝術家來說，柏林並不是個創意麥加，只是個生活的地方。我們這些闖入者，來這裡朝聖卻在它的狂歡中迷失，而他們卻一直在工作室中忙碌。也許對這些藝術家來說，我們與其他遊客沒有什麼不同——我們來到這裡，根據自己的需要待上幾天、幾週或幾個月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後離開。在柏林的時候，我注意到當地人對“飛機族”有種迅速增長的嫌惡。飛機族指的是那些利用廉價航班來柏林尋歡作樂的人。難道這就是我從未見過真正做成一場展覽、表演或戲劇的藝術家的原因？因為這種藝術家不會為參加聚會而離開自己的工作室？因為他們不想出門，碰見我這樣的人？
但現在，柏林最成功的藝術家也在被迫離開。9月4日，著名的塔赫勒斯藝術區(Kunsthaus Tacheles)被德國北方銀行強行關閉。塔赫勒斯藝術區初建時是一個百貨大樓，後來廢棄了，柏林牆推倒以後就被外國人和當地藝術家佔領。現在北方銀行接手了這座建築，併計劃將它轉手賣掉。
6月的一天我路過塔赫勒斯。大樓的正面，在一座企鵝和黑猩猩雕塑之間掛著一句標語：“現在我們該去哪裡？”租金每天都在上漲，而之前被藝術家佔據的區域也在向高端轉變。那些對柏林做出貢獻的藝術家要被迫離開嗎？高漲的房租和生活費用會迫使那些創意遊客更加“努力”然後做出“看得見的成果”嗎？或者，他們只是搬到另一個啤酒比水便宜、兩居室房租無比低廉的城市？
我找不到答案——因為我已經回到澳大利亞。我變成了一個新人：戒了煙，和女朋友一起簽了租房合同，同時準備收養寵物狗。此時我意識到，創意並不是以低廉的成本過享樂主義的生活，而是真正做出看得見的成果。柏林給我們提供了無數可以寫歌出專輯的機會，但6個月過去，我們什麼也沒寫出來。我們之前總是聽到波伊和尼克·凱夫的成功故事，也許只是因為別人的故事，比如我們這樣的，不值得傳播而已。
我們的樂隊進入了斷裂期，而且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會重聚。鼓手湯米此時正在英國某個村子學習吉他製作。帕特也回家了，在澳大利亞的鄉下打理著一間酒吧，並考慮回到大學拿個文憑。貝斯手山姆正在距我辦公桌不超過50英尺的地方工作，為一些國際性的啤酒和巧克力品牌做戰略策略。我們曾與湯米在Skype上就著啤酒聊過，帕特也會在有機會的時候來看我們。但即使樂隊真的重聚，那些過期未付的罰款也會阻止我們重回德國的腳步。真遺憾，在柏林唱片店的地下室開演唱會不再是我們的夢想。
將自己沒有作品的原因歸咎於一個城市，顯然非常荒謬。但帕特用一種奇特而嘲諷的方式總結出一個真理：“在柏林，你永遠不必停下來。”最後，這城市的生活方式與它所有的干擾壓垮了我們的靈感和成功的意志。創意麥加的三個月教給我創意方面的一個重要教訓：創意不是你可以在某個城市找到的東西。
但這趟旅行也並非一無是處。我至少學會瞭如何卷雪茄，如何剪頭髮，以及不加其他東西直接喝威士忌。當然，我回家時還帶著一部小說的開頭，已經寫了13000字，內容是一個澳大利亞音樂家去了柏林，攝入了太多毒品，出現精神問題，結果住進了一家德國精神病院。最後一部分是虛構的，感謝上帝——但如果我沒有設法逃離這個藝術天堂，弄不好真的會以這種方式收場。
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11月25日。
翻譯：毛燕鴻
去年4月，我和樂隊夥伴從墨爾本搬到柏林，準備用三個月的時間寫一張專輯，並進行我們的第一場海外演出。
我們之前已在克里斯托弗·伊舍伍德(Christopher Isherwood)的小說中解了“二戰”前的柏林，通過一些紀錄片學習了斯塔西(Stasi)、東德和柏林牆的概念，並明白了這座城市對戴維·鮑伊(David Bowie)和尼克·凱夫(Nick Cave)等音樂人的影響。但我們決定來這裡的原因絕不是它的歷史或搖滾樂現狀，而是如我們的吉他手帕特(Pat)所言，因為柏林是“一個對最邊緣的藝術形式都有所探索的地方”。
柏林對我們這樣的年輕樂隊充滿了吸引力，尤其是它低廉的消費水平和放鬆的生活方式。而自奧威爾以來，這些東西已經是巴黎和倫敦無法提供的了。在柏林，我們可以在廢棄的倉庫裡排練，在戰爭時代的間諜塔里演唱新歌，與住在這裡的小說家和馬戲演員聊天並激發無限靈感——這些都是我們在興奮期待中經常討論的場景。柏林顯然是我們樂隊孵化靈感的理想地點，我們要通過那些足以轉變生命的現場表演來磨練自己，最後做出那張必然會做出來的唱片。
剛開始的時候，柏林滿足了我們所有的浪漫期待。我們樂隊共有四名成員，四人在新克爾恩合住一套兩室一廳的公寓（有時候會有朋友在這裡過夜），每月房租只要500歐元。晚上的時候，我們的沙髮變成床，爐子的檯面更多是用來存放東西，而不是做飯。剛搬進去的前五個星期，公寓裡沒有電。這意味著我們無法洗熱水澡，晚上還要冒著將四處亂扔的衣服點燃的風險，在每個房間裡用小蠟燭照明。這種生活方式不算舒適，但我們不在乎——排練室就在五分鐘的步程之內，公寓四周到處都是酒吧、公園、美女和打乒乓球的地方。我們到了一個享樂主義者的天堂，這裡的啤酒比自來水還要便宜，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拿到毒品，世界上最好的舞曲距我們只有幾分鐘的車程，而且每晚無限量供應。
剛開始的幾週，我們會見了各種時尚設計師、攝影師、插畫師、電影製片人、作家、音樂人，以及數十個從不同國家到柏林尋找全新藝術體驗的怪人。在一次公園聚會中，我遇到一個叫尼希米亞斯(Nehemias)的製片人。他出生於薩爾瓦多，在洛杉磯長大。我問起搬到柏林的個人動機，他說一年前來此度假時柏林那種無法解釋的能量讓他深深著迷。雖然我當時尚處在對柏林的驚嘆之中，但仍然問他，柏林對創意工作者來說有沒有壞處。他說：“在洛杉磯，人們必須做出看得見的成果，因為你不努力的話，很快就會窮困潦倒無家可歸。而在柏林，你可以連續幾年都窮得要死但仍然活得舒坦。”
現在我知道，當時我應當把這番話當做警鐘。
但那個時候，我們遇到的每個人似乎都充滿創意，來到柏林的原因似乎也與我們一模一樣——對藝術的渴求。但除了極少數人物以外，幾乎沒有人出書、舉辦畫展或發布新歌。“我用了太多的時間，就著啤酒、咖啡或凌晨四點的鏡子談論藝術。”帕特近期曾這樣反思，“但我卻看不到任何創造出來的作品。”我發現他的話很有道理。
2003年，柏林市長克勞斯·沃維萊特(Klaus Wowereit)對這個城市的描述是“貧窮但性感”。在這之後的將近十年裡，柏林基本沒有什麼變化。柏林普遍的失業現像在我們當時居住的新克爾恩非常明顯，那裡是一個中產階級的街區。而基於貧窮的“性感”仍在吸引全球各地的藝術家。這座後工業時代的城市似乎天生就是為藝術家而設計的，讓他們可以在一個生活成本低廉的地方專心發展藝術。
但如果來這裡朝聖的人始終創造不出任何作品，柏林還能算創意麥加嗎？我們開始懷疑這座城市是不是有兩種不同的“創意人士”，一種人功成名就並在這裡生活，另一種人，比如我們，只能叫做“創意遊客”？因為我們很快發現，有太多的人因為柏林低廉的物價來到這裡，但極少人能夠像尼希米亞斯說的那樣，“做出看得見的成果”。
對我們來說，沒做出音樂不是因為我們缺乏靈感，而是乾擾太多。在柏林，可以激發藝術靈感的事物很多很多。這裡有比威尼斯更多的橋樑，博物館和畫廊數不勝數，廢棄的建築和主題公園數量可觀且分佈合理，無數的紀念碑和紀念館充滿歷史感和情緒。那些渴望從人群中尋找靈感的人士，會發現柏林的怪咖比正常人還要隨處可見。在這裡，為人父母的人握著大號啤酒杯，孩子們則在鞦韆上盪來蕩去。裸體主義者在公共公園住宿，前斯塔西情報人員坐在當地的酒館裡，對著杯中物喃喃自語。
我們周圍到處是咖啡館，運河兩岸坐滿了閱讀、聊天和說笑的人，闊大的公園裡到處都是毛毯、香煙和陽光。但似乎沒有人在工作。
我開始有種被愚弄的感覺，這裡的生活似乎太過容易。我們之前習以為常的日常壓力忽然無影無踪。每晚都有值得探索的新活動發生：閒置公共泳池裡的聚會；廢棄機場裡的銳舞派對；連續幾天不打烊的夜總會。沒有讓你焦慮的截止日期，也沒有強制執行截止日期的老闆。在無憂無慮之中，我們失去了所有的動力和說“不”的勇氣。
在宿醉、狀態不佳和不斷有人擅離職守的情況下，我們之前一周五天的排練習慣也很快堅持不下去了。我們曾規定中午開始排練，但那時候有些成員常常還沒有入睡。我們開始忘掉自己離開澳大利亞的原因。柏林無法解釋的能量深深地吸引了我們，但它並沒有促進我們的音樂，相反，它只是鼓勵了我們無節制的狂歡。我們不再“努力”。從那開始，狀況不斷。
樂隊的一名成員因破壞私人財產被關了17個小時的禁閉併罰款1600歐元。發生了幾次醉後下棋導致的打架鬥毆，最後發展成拿腦袋砸玻璃窗。結果胳膊受傷，腿也割破了。我們還變成了信用卡詐騙、盜竊案和邪惡毒販子的受害人。
一天，我在哈森海德凝視裸體主義者時休息了一會兒，忽然意識到自己已陷入藝術家的一個悖論：我們因為柏林給藝術家提供的環境而來到這裡，但我們卻被同樣一種環境廢掉了。柏林正在將我們毀滅。很快，我開始考慮以前從未考慮過的事情：回家，盡快回到墨爾本，回歸秩序井然的生活和理性的大腦，回到有女朋友、有家人和有工作的生活。
但回家之前，我先做了些調查。我發現，2010年，所謂創意產業佔柏林GDP的20%，這意味著這個城市確實有人做出了看得見的成果。那麼，他們是如何抵抗創意麥加的眾多誘惑呢？我開始思考，也許對這些藝術家來說，柏林並不是個創意麥加，只是個生活的地方。我們這些闖入者，來這裡朝聖卻在它的狂歡中迷失，而他們卻一直在工作室中忙碌。也許對這些藝術家來說，我們與其他遊客沒有什麼不同——我們來到這裡，根據自己的需要待上幾天、幾週或幾個月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後離開。在柏林的時候，我注意到當地人對“飛機族”有種迅速增長的嫌惡。飛機族指的是那些利用廉價航班來柏林尋歡作樂的人。難道這就是我從未見過真正做成一場展覽、表演或戲劇的藝術家的原因？因為這種藝術家不會為參加聚會而離開自己的工作室？因為他們不想出門，碰見我這樣的人？
但現在，柏林最成功的藝術家也在被迫離開。9月4日，著名的塔赫勒斯藝術區(Kunsthaus Tacheles)被德國北方銀行強行關閉。塔赫勒斯藝術區初建時是一個百貨大樓，後來廢棄了，柏林牆推倒以後就被外國人和當地藝術家佔領。現在北方銀行接手了這座建築，併計劃將它轉手賣掉。
6月的一天我路過塔赫勒斯。大樓的正面，在一座企鵝和黑猩猩雕塑之間掛著一句標語：“現在我們該去哪裡？”租金每天都在上漲，而之前被藝術家佔據的區域也在向高端轉變。那些對柏林做出貢獻的藝術家要被迫離開嗎？高漲的房租和生活費用會迫使那些創意遊客更加“努力”然後做出“看得見的成果”嗎？或者，他們只是搬到另一個啤酒比水便宜、兩居室房租無比低廉的城市？
我找不到答案——因為我已經回到澳大利亞。我變成了一個新人：戒了煙，和女朋友一起簽了租房合同，同時準備收養寵物狗。此時我意識到，創意並不是以低廉的成本過享樂主義的生活，而是真正做出看得見的成果。柏林給我們提供了無數可以寫歌出專輯的機會，但6個月過去，我們什麼也沒寫出來。我們之前總是聽到波伊和尼克·凱夫的成功故事，也許只是因為別人的故事，比如我們這樣的，不值得傳播而已。
我們的樂隊進入了斷裂期，而且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會重聚。鼓手湯米此時正在英國某個村子學習吉他製作。帕特也回家了，在澳大利亞的鄉下打理著一間酒吧，並考慮回到大學拿個文憑。貝斯手山姆正在距我辦公桌不超過50英尺的地方工作，為一些國際性的啤酒和巧克力品牌做戰略策略。我們曾與湯米在Skype上就著啤酒聊過，帕特也會在有機會的時候來看我們。但即使樂隊真的重聚，那些過期未付的罰款也會阻止我們重回德國的腳步。真遺憾，在柏林唱片店的地下室開演唱會不再是我們的夢想。
將自己沒有作品的原因歸咎於一個城市，顯然非常荒謬。但帕特用一種奇特而嘲諷的方式總結出一個真理：“在柏林，你永遠不必停下來。”最後，這城市的生活方式與它所有的干擾壓垮了我們的靈感和成功的意志。創意麥加的三個月教給我創意方面的一個重要教訓：創意不是你可以在某個城市找到的東西。
但這趟旅行也並非一無是處。我至少學會瞭如何卷雪茄，如何剪頭髮，以及不加其他東西直接喝威士忌。當然，我回家時還帶著一部小說的開頭，已經寫了13000字，內容是一個澳大利亞音樂家去了柏林，攝入了太多毒品，出現精神問題，結果住進了一家德國精神病院。最後一部分是虛構的，感謝上帝——但如果我沒有設法逃離這個藝術天堂，弄不好真的會以這種方式收場。
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11月25日。
翻譯：毛燕鴻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