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門失控：最輝煌的時代，最不安的方向 （一） | 彭博商業周刊
澳門賭業靠著大陸的VIP 客人，短短幾年就超過美國拉斯維加斯，造就了澳門的輝煌，而眼前還正在興建更多的賭場和娛樂度假村；然而，博彩業的獨大，不僅讓澳門單一化，也讓許多年輕人失去不一樣的夢想。這輛飛馳的列車能夠不出軌嗎？
今年3月， 澳門賭業的收入創下了單月收入40億美元的最高紀錄，比一年前高出四分之一。5月澳門暴雨不斷，交通受到嚴重的阻礙，澳門賭場收入還是高達37億美元，在歷史上是僅次於3月的最好月份。同樣在今年3月，澳門經濟學會和澳門理工大學公佈了最新的《澳門居民幸福指數》調查。在這份已經進行了三年的調查中，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逐年下降， 從2010年的7.03下降到了2012年的6.91（10代表十分幸福，0代表不幸福），過去兩年中甚至低於怨聲載道的香港。即使在經濟形勢最好的博彩業從業人士中，幸福感只有6.83，在九個行業當中排名第五，而且低於平均水準。
其實，澳門人本應可以躺在沙灘上來一杯雞尾酒，因為他們手裡握著宏觀經濟裡的同花順、清一色。但事實上，在金光閃閃的背後，澳門並不開心，賭場提供的免費午餐，在一些人的眼裡已經成為了一種特殊的「資源詛咒」。回歸後，澳門經濟騰飛最大的受益人是投資者，他們為出手闊綽的大陸遊客提供了一個醉人的派對，同時打開了衝破大陸外匯管制的方便之門，賺得了豐厚的利潤。從前在賭場發牌是讓低調的澳門人有些難以啟齒的職業，今天卻成為讓自己收入翻番的最快捷徑。在一個知識競爭的全球化時代，賭業的焰火逐漸地消耗掉了其他本土經濟賴以生存的氧氣，澳門人變成了自己家裡的傭人。
回到1997年，亞洲金融危機導致澳門經濟萎縮3.3％，該年人均GDP只有1萬7000美元。1999年回歸前夕，一隊IMF的經濟學家飛抵澳門。在報告中，因為對澳門的知名度有所擔心，因此加了一段簡介：「16世紀，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了貿易中轉站，它位於中國南岸，離香港60公里。澳門地區包括和中國廣東省由狹窄地峽連接的澳門市，還有氹仔（Taipa）和路環（Coloane）兩個離島。」
那年，澳門接納了700萬遊客，大約7％來自內地。2003年，大陸開放港澳個人遊；2012年，澳門接待了2800萬遊客，其中60％來自內地。
在「自由行」的推動下，澳門經濟衝出了歐債危機和中國經濟軟著陸的引力。2012年，澳門GDP增長18％，過去10年平均增速高達20％，把中國大陸遠遠地甩在了後面。今天澳門人均GDP7萬7000美元，遠遠超越香港；失業率僅有1.8％，而這些失業者，經濟學家解釋說其實是在換工作的人，澳門已經實現了充份就業。這座50萬人口的行政特區已經加入了一個非常小眾的俱樂部，和盧森堡、列支敦士登、摩納哥這些地方一樣，成為了世人說不出它確切的地理位置，甚至不知它的名字該如何拼寫—葡語Macau，英語Macao—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個特別有錢的地方。
在賭王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（Pansy Ho）眼裡，澳門雖小，但澳門人有了一個更大的舞台。5月末的北京，也是北京政協常委的何超瓊在政協會議的縫隙裡抽出時間，在一家當代藝術主題酒店接受採訪。對於香港人和澳門人來說，Pansy Ho無所不在，如果不在社會版面出席社交活動，就是在商業新聞版面宣佈一個最新的商業計畫。我見到的何超瓊已經不以年輕人自居，但是何家中西合璧的美貌依然清晰可見。她選擇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把沙發留給客人。
何超瓊就是在澳門回歸的那一年執掌信德集團的（信德持有部份何家在澳博的股份）。2004年， 美國美高梅集團為了能和她一起開賭場，多出了1億美元與之成立的五五分成的美高梅中國。2012年美高梅中國上市那一天，何超瓊賺了15億美元。
何超瓊眼裡的澳門變得更有生氣了，「我不是說澳門以前是個很沉悶的地方，但比較香港這個金融中心，澳門還有很大距離。澳門人基本是很低調，而香港是個100％cosmopolitan city。」 在她看來，回歸後澳門過去14年的發展僅僅是第一個階段，「第二階段是大量的基建，將澳門和大陸真正的融合在一起。」何超瓊提到的基建包括連接香港珠海澳門的港珠澳大橋，以及正在大陸逐步完善的高鐵網路。「當2017年高鐵網路建成時，澳門可以成為廣東省的一個樞紐，一小時的生活區，有一億人口。」要運用好背靠大陸的優勢，何超瓊認為澳門人可能也需要走出去，「從前我們只需要更多的遊客，來支持我們的旅遊業。現在我們要大家互相流動，建立一個長久的關係，成為另外一個貿易平台，就能進入另外一個境界。」
澳門賭業能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超過拉斯維加斯，靠的是來自中國內地的VIP客人。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在一個行業會議上披露的資料顯示，去年VIP業務佔澳門博彩業收入約七成左右。VIP不是遊客在中廳碰到的那些小老闆。他們是平均每次來澳門可以輸掉上百萬美元的富人。VIP來澳門不用帶現金，一切都有junket（仲介）安排，可以先賭後付錢，逃避北京的外匯管制。雖然他們和普通遊客造訪同樣的酒店，可是博彩公司為他們準備了專門的入口、電梯、賭廳和客房。好像這間美高梅的VIP Lobby，大小只有旁邊酒店大堂的五分之一，出奇的安靜，空氣都是香的。地面、檯面、牆壁、拱廊，每一寸面積都被淡紫色大理石覆蓋，藍色的摩洛哥式吊燈更是添加了一層神秘氣氛。這顯然不是想像中暴發戶的口味，更像《一千零一夜》故事裡國王的後宮。一位禮貌、職業的澳門女士Cristina為記者開啟了VIP世界的大門，她說設計師的靈感來自葡萄牙皇室在辛特拉市的夏宮佩納。
這讓我想起在碼頭看到的澳門銀河廣告：「在這裡，你就是皇族。」雖然表達方式不同，但給貴賓的信號是一致的。我們走進一間寬敞的套房（別墅層已經客滿了），僅浴室就和香港酒店普通客房一樣大，餐桌上擺放著果籃、香檳和手寫的卡片歡迎某位元貴賓今晚到來。Cristina在床頭櫃旁按下按鈕，臥室窗簾慢慢展開，揭示外面的世界。正中是澳門半島以南的氹仔島，左邊望出去是香港的大嶼山和離島，右邊是珠海的橫琴。整整500年前，葡萄牙人區華利在我們眼簾下的某處靠岸，500年後，記者很好奇在這裡住一晚要多少錢？這個問題難住了Cristina。別墅或套房的價格不明很簡單，這裡的核心生意不是酒店，而是賭場（後來我逐漸學會用更為體面的「博彩」）。對揮金如土的VIP們來說，套房、別墅、香檳，就好像是普通人在茶餐廳裡喝的檸檬水一樣，店家送的。
我們去參觀了美高梅的貴賓廳（大多貴賓廳是由仲介營運的，謝絕參觀），大概是禮拜四下午4點的原因，服務人員多過客人，賭場內禁止拍照的規定依然有效。幾位賭客和外面大廳裡的客人一樣都在玩百家樂，除了一個像在拆炸彈一樣揭底牌的人特別緊張，其他玩家都面無表情。在一個包間裡，記者問荷官百家樂怎麼玩。問題剛出口，周圍的空氣好像凝固了似的，頓時意識到被貼上了異類的標籤。不過荷官還是禮貌地遞給我了一張介紹遊戲規則的卡片。開溜前，我注意到每個包間裡都有電動按摩椅，成功人士的執著明擺在那裡，玩牌到了腰酸背痛也不肯罷休。
今年31歲的李國強就在一家junket營運的貴賓廳裡當招待，他告訴記者一個月前他在賭廳裡看見了郭美美。我們見面的地點是澳門黑沙環一個叫永寧廣場的街心花園，周圍是居民樓、工業大廈、行人和商舖，沒值得遊客光顧的奢侈品店。晚上8點，年輕人在這裡籃球場打球，老人們坐在長椅上乘涼。這是我在澳門第一次看到平常人的生活。80年代香港的製造業遷移到澳門的時候，這裡是大陸的新移民的社區，李國強全家也是那個年代從福建移民來這裡的，黑沙環20年都沒有什麼大變化。他選擇在這裡見面還有一層用意。成立於三年前的「 澳門
青年動力」每年參與澳門5.1遊行的集合點都在這裡。這個只有40來個會員的社團關心年輕人的住房、教育和就業問題，李國強是幹事長。
我不明白，1.8％的失業率，創紀錄的賭場收入，對於一個在賭場打工的年輕人來說，難道不是最好的時代嗎？「從經濟上講，是的。」在澳葡時代長大、歷史系畢業的李國強，畢業論文寫的是明代日本侵華歷史，骨子裡有中國文人憂國憂民的意識。「澳門八成的收入來自賭博，其中九成來自大陸，去年大陸『保八』都有困難，在加上大陸人口的老齡化⋯⋯，」李國強的業餘經濟研究讓他對澳門賭業的未來不樂觀，在他看來中國經濟減速帶來的災難也許二到五年之內就會出現。我說回歸後澳門的治安好了很多。他承認這一點，但他認為這是因為黑幫在VIP賭廳中有經濟利益，「如果經濟不好，VIP收入下降，你說這些人會去做什麼呢？ 」
李國強一共兄妹四人，其中三個在賭場或相關酒店工作，有一個哥哥做物流—「所以他的工資最低」。李國強說：「雖然澳門人均GDP很高，但是工資中位數只有１萬5000澳幣左右，一些家長認為讀書沒有用，因為做荷官每月也能掙1萬6000。」澳門其他產業需要的技能，在賭場一枝獨秀的前提下無法發展，反而萎縮。但是李國強不認為自己在賭場做事有違立場。「我就是掙錢，八小時之內什麼都不想，很低調。」幸運的他去年從家人那裡籌到首付，280萬澳幣買下一套婚房，他說此時已近值500萬了。我恭喜他賺了一筆，可是好像受到侮辱一樣，辯解說「 不是好！我是自住，我擔心其他同齡人買不起房。」
和越來越關注政治的香港年輕人不同，李國強的同齡人絕大多數不關心時政，賭場的同事都不知道他還有另外一個社會身份。在他看來，澳門的經濟的發展不可持續，沒有惠及百姓，為了改善民生，必須從政治開始。李國強告訴我，他和另外兩位澳門青年動力的同事會在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競選議員。
李國強希望進入的澳門立法會算不上是一個民主決策機構。29位議員只有12名由只有一個選區的澳門市民直接選舉產生，7名議員由特首一人任命，其餘10名由類似香港功能組別的程式產生。在12位直選議員中，只有一位是有葡國人的名字—José PereiraCoutinho，中文名是高天賜。
高議員的辦事處就在永利賭場的對面，門口掛著「澳門公務員協會」的牌子，公務員出身的高天賜同時也是這個協會的會長。這個上下兩層的辦事處這天下午大概有十來個人在工作，絕大多數人是公務員協會的職員。這裡有點大學宿舍活動室的氣氛，高議員的辦公室門上還掛著一個印著毛澤東題詞「為人民服務」的通訊員包。他的助理名叫Sugar，是一個有點可愛的大學生志願者，她告訴我：「高議員什麼東西都喜歡買，那天他還讓我背著包去見人，我沒同意。」
1957年出生的高天賜看上去還是一個剛剛開始發福的小夥子，一坐下來他就慷慨地說採訪用廣東話、普通話、英文、葡文隨便記者選擇。記者問他和李國強同樣的問題：這是澳門最好的時代嗎？「Apparently yes，」他脫口而出。
接著，他如數家珍般地講出了這個最好時代的一些不足之處：「貧富差距在擴大，一些人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，澳門依然是一個必須依靠關係才能做生意的地方，中小企業在消失，住房非常昂貴，其他行業很難和賭場競爭人力資源；政府在縮減它的職能範疇、腐敗普遍存在、無法問責高層官員、政府收賭場來的快錢卻無所作為⋯⋯」如果記者不打斷他，高議員還會繼續下去。
記者說政府每年都在給市民派錢，外面的人都十分羡慕。「這是無能的人用來讓窮人閉嘴的行為，」他對一切話題都有備而來。我問他自己的政治信念來自哪裡，問到這裡，他停頓了片刻：「小時候我家裡很窮，媽媽把我送到修道院裡讀書，我是牧師帶大的。」我這才突然意識到，我身處在一個和天主教共生了400多年的地方。
記者告訴他正在等待澳門經濟司決定司長譚伯源是否能夠接受採訪。高天賜哈哈大笑，他說我可能會在澳門等一輩子。「澳門政府非常不公開，去年透明國際因為缺乏資料不得不放棄對澳門考評。」透明國際2012年的清廉指數涵蓋了176個國家和地區，北韓也在統計之內。
在高天賜眼裡，澳門已經不是一個適合家庭居住的地方，「如果你想在這裡成家、養小孩，你必須接受賭博帶來的高利貸、賣淫等社會問題。如果你還年輕，有和賭博業無關的夢想，你可能只有離開這裡。」（待續）
